几度风雨几度秋，上海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，都情深意深，倾国倾城。多少传奇，写不尽她的风姿；多少寓言，算作了她的胭脂。上海，到底是一种真实的存在，还是一个幻化的迷梦？
Ｒｅｍａｐ：作为新文化史的书写
当城市的各种现代化设施和传媒被纳入到研究的视野之中，我们发现都市与都市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再是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”那么简单，都市和都市文化之间其实是有着复杂的互文关系的。因此，对研究而言重要的就既不是都市，也不是都市文化，而是两者间的关系。文化怎样借助都市得以想象，都市如何凭借文化获得建构，这才是最需要关注和讨论的问题，而《上海摩登》探讨都市现代性的策略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。李欧梵认为，文化史家的任务是要探索“文化想象”，因为“文化想象”本身可以被界定为集体感性之轮廓和文化产品之意味，必须同时对这种阐释策略的双向目标做出深思――即这种文化产品的社会和体制语境，以及构建和交流这种想象的形式。换言之，意象和风格并不一定进入深层思维，但它们必然召唤出一种集体“想象”，因此“表面”也同样值得关注。这种新文化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其对公共构造和公共空间的考察，既拓宽了文学／文化研究的视野，也激活了学术想象力。它将文化史研究的关注点从以往的“想象什么”转变为“如何想象”，在大小文本的开放式阅读互动中，使凝固的意义得以解放，并重获阐释与想象，实现其呈现与彰显。
Ｆａｃｅｓ：新都市文化的文本呈现
如果说李欧梵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硬件研究值得关注，那么他在第二部分“现代文学的想象：作家和文本”中做的互文式研究也非常重要。他的重点不在于作家作品的细读，而是将作家、作品乃至整个都市都作为一个个开放式的文本，进行交互往复的阅读。传统印象中的上海的繁华是和堕落联系在一起的，与普通人的生活也没什么关系。《上海摩登》则把都市奇观生活化，形成一个生活场景，强调作家生活在这个舞台上，参与其中，而他们的创作是对这种生活的想象与重写，丰富的文本从美学角度构造了上海都市的多张现代性面孔。李欧梵通过分析几位作家的文本，在上海的现代性中勾画出了几张颇具代表的面孔：施蛰存的现代主义，刘呐鸥、穆时英的新感觉派，邵洵美、叶灵凤的颓废与浮纨，甚至还可以加上张爱玲的苍凉（张爱玲的情况将在下文讨论），几乎都是霓虹灯闪烁下的上海，李欧梵的这种对上海“摩登”的书写倾斜，对弄堂与石库门，苏州河与滚地笼的研究缺失，已经遭到很多人的诟病，但是我们必须清楚，《上海摩登》只是李欧梵个人的对上海的文化想象，书中的缺失与其说是无心的忽略，不如说是有意的回避，舍弃了部分材料才更切合“摩登”这个题意。他列出的上海文学谱系显然异于左翼讲述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左翼文学为假想敌的，似乎就是要想象性地勾画出另一幅上海都市文化地图来。
作为个人想象的《上海摩登》固然无法苛求，但作为学术方法的《上海摩登》却仍有可讨论的余地。从“摩登”的谱系来看，一个很大的缺失或许在于对左翼文学的忽略与遮蔽。左翼文学决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，只是简陋和落伍，相反地，它有着鲜明的先锋特性。作为一种席卷全球的红色浪潮，一种国际主义的乌托邦想象，一种现代主义的激进姿态和行动，左翼文艺同样是上海的新都市文化，并且毫不逊色于其他的现代性面孔。李欧梵在论述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时，搬出鸳鸯蝴蝶派对电影的参与来，刻意淡化左翼对电影的影响。其实，三十年代的电影大部分是左翼电影，它们以独特的美学风格占领了市场，俘获了观众，有力地进行着文化领导权的争夺。可以说左翼电影也是引领着上海都市的时尚的。而左翼、革命等红色符码，作为冒险／危险的行为和态度，更是都市文学重要的想象对象和体验方式。“革命＋恋爱”，刺激而惊险，可以实现畅销的兜售；革命中的女性，作为美艳而危险的“莎乐美”，也令人迷醉。在商业大潮的裹挟下，“前卫”的左翼文艺与现代主义、新感觉派、颓废、浮纨一道，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激扬和翻涌，共同建构／呈现着新的都市文化。
从通常理解的“摩登”来看，或许张爱玲是对《上海摩登》副标题“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上海１９３０～１９４５”的尴尬补足。三十年代热热闹闹地簇拥着一大群作家的“现代”，四十年代却只有凄凄冷冷一个小女子的“苍凉”，这“苍凉”和“摩登”是那么的不同，只能算是光华火焰的点点余烬，为十数年的繁华书写着平凡结篇。然而，张爱玲真的仅仅是上海繁华的平凡结篇，是光华火焰的点点余烬吗？李欧梵在《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“颓废”》里指出，“这些作家（指模仿英法颓废文学的作家）并没有用颓废来反对现代，也没有真正从传统文学资源中提出对抗现代文明的方法。而真正作为从一个现代的立场，但又从古典诗词戏曲中找到灵感，并进而反抗五四以来的历史洪流的作家，我认为是张爱玲。”张爱玲是反思和反抗的，她所创造的普通人的传奇，参差的对照、苍凉的美学，都具有某种“反现代”的特质。可以说，在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，“现代”的张爱玲部分地实现着对“现代性”的美学批判，尽管用的是不同于波德莱尔的方式。
“现代性”的转译与误读是丰富而复杂的，或许还有更多的上海现代性Ｆａｃｅｓ，在我们的想象之外，魅影重重。
Ｃｏｎｔｅｘｔ：“现代性”的上海境遇
三十年代的上海能如此“摩登”，自然是“现代性”介入的结果。上海自１８４３年开埠以来，电灯、电车、电话进来了，公共卫生、消防、治安制度进来了，西方文学历史、哲学科学、消费娱乐的书籍报刊杂志也进来了，“现代性”通过物质层面、制度层面以及精神层面的多重依附与呈现，最终在三十年代上海得到确立，创建了一种新的都市文化――“上海摩登”。但是，西方输入的“现代性”与其上海语境并非完全合缝，而是呈现出相当的裂隙和龃龉。或者可以说，经过种种转译和误读，“现代性”已经置换成了“上海现代性”，这在精神层面上尤为显著。上海作家的现代文学想象，往往相当西化，似乎在故意模仿外国文学，制造一种异国情调，却没有深入西方现代艺术的核心，更多呈现出一种似是而非与貌合神离。施蛰存的现代主义创作着力了演绎色、幻、魔的迷境；刘呐鸥、穆时英的先锋性书写，充分描绘了脸、身体和城市的奇观；邵洵美、叶灵凤的颓废写作，尽情展现着都市的奢靡与浮纨。他们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与上海都市现代性平行的种种表征，更接近于庸俗现代性。施蛰存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热衷，对《名利场》的偏爱，对电影的沉湎；刘呐鸥、穆时英对舞厅的迷狂，对汽车的迷恋，对女体的迷醉；邵洵美、叶灵凤对现代装饰艺术的痴迷，对波德莱尔的崇拜，对服饰化妆品的喜好，都表现出他们那带着喧哗的西化色彩。迸射着“ＬＩＧＨＴ、ＨＥＡＴ、ＰＯＷＥＲ”的上海新都市文化为作家所迷恋，造成了他们的“西化”，而“西化”消减了作家都市生活中的焦虑，使他们缺乏对都市文化的反思与反抗，因此也产生不了现代性的另一张面孔――波德莱尔式的美学现代性。
由此可见，语境对于“现代性”十分重要，当上下文被更换，“现代性”的遣词造句，乃至标点换行都将随之改变。《上海摩登》中多次指出，上海作家是“现代”的，却不同于他们的西方老师。邵洵美极力推崇和模仿波德莱尔，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《花一般的罪恶》。他不断幻想妓女般的人物，视她们为“放荡堕落”的化身；不断摹写颓废的意象，营造别样的美学特质。但恐怕邵洵美并没有完全体会到“颓废”背后的文化意蕴：这是一个欧洲艺术家反庸俗现代性的“表态”。这群现代主义作家的美学反叛，大多只是五四传统的另类表现，他们打着反传统（古典的旧传统、五四的新传统）的旗号进行先锋性书写，却并没有，也不能彻底反省“现代性”这个问题。原因就在于，伦敦、巴黎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都会，与之相比，上海更像是“暴发户”，现代化的理想尚未全部实现，作家对“声、光、电”的向往，对上海都市文化的迷恋和沉醉，使他们缺少足够的经验批判，缺少与城市必要的距离感。“游手好闲者”只能在都市中游荡、观视，在疏离中想象性地占有城市，上海的作家却能够融入都市，较安逸地生活，真实而贴切地占有城市（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资源）。所以，前者处于都市的边缘，却可能在依附中超越，以美学现代性来批判市侩式的现代性；后者处于都市的中心，却只有在依附中认同，甚至以作品的召唤来参与建构了新的都市文化。
Ｉｍａｇｉｎｅ：批判与评赏的滑动
总的说来，《上海摩登》不适合看成是严格而严谨的学术著作，而是李欧梵个人对上海一种的文化想象。他往往心血来潮，批判一番，或者意兴所至，评赏再三，像是游走于三十年代的都市围城，穿梭在上海作家的现代文本，想象性地指点吟咏。作为一种“怀想”，“摩登上海”必然与今日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李欧梵大体认为“解放多年后的上海，已经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徐娘”，因此，他试图怀想出一个昔日的佳人倩影来。在世纪之交的怀旧热中，《上海摩登》也参与其间，推波助澜。摩天大楼、咖啡馆、舞厅、电影院散发着甜腻的诱惑，现代主义、新感觉、颓废与浮纨刺激起新奇的体验，我们仿佛可以通过触摸历史的遗迹，进入摩登上海，体验上海摩登。李欧梵对都市文化的迷恋是带着点个人偏爱的学术想象，但是在迷恋后总缺乏些反思，不论这反思是现实的，还是历史的，以至这迷恋往往弥漫开去，散布在现实之中，烘托了，又遮蔽了某些东西。
李欧梵的“文化想象”中，上海以其独特的生机和魅力妩媚在金黄的三十年代，这种充满活力的都市形象确实是对传统看法――堕落都市――的反拨，但同时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隐患，尤其是在上海迅速发展的今天。三十年代的都市文化繁荣的名正言顺，作家似乎在都为新的审美趣味努力。李欧梵说，中国作家公然拥抱西方现代性，不断地追求着新的东西和动力，可他们并没有被殖民化，而是将西方现代性想象成了“异域风”，把外来者置换成了“他者”，“殖民逆转”使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妥协。但很遗憾，这种妥协其实是在国际资本的调解下达成的。消费主义席卷了上海，不管是“都市文化的背景”，还是“现代文学的想象”，都无处可逃。物质的层面毋须多言，精神的层面也不可避免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，资本已逐渐侵入了审美和艺术的领域，审美构成资本的一部分，成为资本本身的表现。刘呐鸥的汽车速度向往、穆时英的女体物化眷恋、邵洵美的装潢癖好、叶灵凤的装帧偏爱，这些审美在生活领域的增殖都带来了审美价值本身的贬值。审美理想的悖论式实现，正是上海摩登的必然结果。
今天，“把上海建设成国际性的大都市”，抑或变作了一种“回到未来”。 历史的图景是如此相似，迷幻的镜像重重叠叠，到底是“中国”还是“上海”的问题方又重新浮现，“陆家嘴”和“苏州河”的龃龉也再度呈现，“华山一条路”却已经要画在面前。全球化浪潮以空前强猛的态势再度袭来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地上，跨国资本在招手，“新意识形态”也在捋袖，问题较之“摩登上海”更为复杂，而《上海摩登》却把昔日包裹起来，作为想象的对象，逗引着我们，不意中，在批判和评赏间滑动，尴尬地担当了“怀旧热”的助手，或许还将在无意识中变成掌控者的共谋。所以说，暗处难免隐藏着危险，“上海摩登”还有待继续仔细地钻研。
纵妙手，能解连环？或许，我们惟一能做的，便是保持几分清醒，不断穿越摩登的抑或不摩登的想象，去反思、反抗……
（《上海摩登――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上海１９３０～１９４５》，李欧梵著，毛尖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版，２４．００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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